事后聪明偏见给许多心理系学生带来了麻烦。有些时候，结果的确出人意料(例如，比起银牌获得者来说，奥运会铜牌获得者对自己的成绩更为满意)。但更多的时候，你在教科书上学到的实验结论，它们看上去很容易，甚至显而易见。而之后当你进行多项选择测验时，面对多个看上去颇为可信的答案，任务难度会大大增加。备受打击的学生不免抱怨:“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我还以为自己都明白了。”

　　我早就知道了:社会心理学不过是常识而已吗(2)

　　“我早就知道的事实”这一现象不仅令社会科学的发现看起来与常识无二，它可能还会带来致命的后果。它可能令我们妄自尊大，即高估了自己的智慧能力。不仅如此，由于结果看起来似乎具有预见性，所以我们更倾向于为那些事后看起来“显而易见”的错误决策而责备决策者，却并不因那些同样“显而易见”的正确决策去褒奖决策者。从9.11那天早晨开始回溯，指向灾难的种种信号看起来似乎非常明显。一份美国参议院的调查报告列出了这些被人忽视或被人误解的线索(Gladwell,2003).CIA知道基地组织的爪牙已经潜入了境内。一个FBI情报员给总部的一份备忘录是以这样的警告开始的:“联邦调查局和纽约市，本＆#183;拉登可能会将学生送到美国参加民办航空院校的联合行动。”FBI忽视了这份准确的预警，也未能把它和其他一些预见恐怖分子可能会使用飞机作为武器的报告联系在一起。“这些该死的笨蛋!”这看上去就是事后聪明偏见，“他们怎么就没把所有线索串联起来?”

　　但就事后聪明看来十分清晰明了的事情而言，事前却没有那么清晰可辨。情报机关充斥着大量的“噪音”—在点滴有用信息的周围是堆积如山的无用信息。分析家们为此不得不就继续调查什么样的问题做出抉择。在9.11之前的六年中，FBI的反恐怖机构有68000件事情毫无头绪。在事后聪明眼中，那些极少的有用信息现在看起来是如此明显。

　　类似地，我们有时也会为自己所犯的“愚蠢错误”—没能更好地与人相处，或是没能更好地应对事情—而自责不已。当回头看时，我们明白了应该如何行事。“我早就该想到期末的时候会有多忙，早就该开始写论文了。”但有时候我们会对自己过分苛刻。我们忘记了事后看来显而易见的事情在当时并非那么明显。

　　当内科医生得知病人的症状与死因后(解剖得出的结论)，有时会颇为疑惑:怎么会做出如此不正确的诊断?其他那些只得知症状的内科医生并没有觉得错误的诊断如此明显(Dawsonothers,　1988).(倘若迫使陪审团从先见而非后见的角度出发，他们给玩忽职守者评定过失时是否会有所迟疑?)

　　那么，我们应该得出怎样的结论:难道常识通常是错误的?有些时候的确如此。常识与行医经验让医生们相信，放血对医治伤寒十分有效，直到19世纪中叶，有人不怕麻烦做了一个实验—把病人分成两组，一组放血，一组仅仅卧床静养，才证明两者毫无关联。

　　“做个事后诸葛总是易事。”

　　—夏洛克`福尔摩斯在《托尔大桥疑案》中的一席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