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里兰的律师唐娜怀特（Dana Moylan Wright）被恶性循环搅得焦头烂额——工作堆积得越多，她工作的动力就越低。
    “那一刻，我所有的工作都到了交付的截止日期，然而我却没办法让自己开始动手做任何事情。”她说，“我的焦虑情绪已经完全进入了咆哮帝的水平。”
    2005年的一天，42岁的怀特小姐正在网上冲着浪，而一边压在手头的东西已经被她抛到外太空去了。她输入搜索“拖延症”，希望能够找到解药。然而相反的，她发现了一个开发拓展自己这一习性的方法——“结构化拖延法”（structured procrastination）。
拖延也可以很艺术
    这一独创观念来自于斯坦福大学哲学教授姜佩里。结构化拖延法包括从小件的、优先性低的事情做起，从而建立一种成就感，然后打起精神完成更重要的工作。佩里先生作为一个慢性拖延症患者，建议同类们选择一个重要的任务，但是在攻克其他工作之前先推迟一阵。“不要为自己这样的操作安排感到羞耻。”他说。
提倡“结构化拖延法”的佩里教授
    佩里先生说，人们总将注意力放在他们最大的并且最重要的职责上，然后把时间浪费在无收益的活动上，比如上上网，看看电视什么的。佩里的网站放置了一张“工作没做但是仍然在用海草跳绳”的照片。他建议拖延症患者们用比较不艰难的（而且很有用的）工作把时间充分利用起来，比如跟进客户，完成开支报告或者阅读行业新闻。他说，聪明的拖延者可以获得“高效”的好名声，同时也可以继续“屈服”于自己拖延的冲动。
    佩里正在实践“工作没做但是仍然在用海草跳绳”。
    但是如果遇到了重要工作怎么办？佩里先生说，要么不可变更的截止日期会逼着人行动，要么拖延者会获取足够的信息和观点支持他们去直面任务。
完成一部分工作并不妨碍我们对拖延的热爱
    近年来涌现出了许多关于拖延行为的心理根源及经济效应研究，其中之一就是佩里的拖延理论，佩里的理论虽不是由严密的科学推导得来，但好在源于自身，有实践为证。研究拖延症的心理学家们估计80%-95%的大学学生会拖延，其中的一半是日常性的拖延者；介于15%到20%的成人也是习惯性的拖延者。
    皮尔斯·斯蒂尔（PiersSteel）是卡里加尔大学副教授，也是即将出版的《拖延等式》（The Procrastination Equation）一书的作者。他估计拖延使美国经济每年经受了数千亿的损失。斯蒂尔先生说仅仅电脑游戏扫雷和纸牌就为虚耗的时间和失去的生产力造成了数十亿美元的损失。
    然而这个世界上既没有“为什么人们会拖延”的单一解释，也没有“如何克服这种行为”的单一方法。各种建议包括设定目标，或者分割大块任务成一系列小任务，以及精力规划——也就是计划在处理较难任务的时候选择在精力最充沛的时刻，通常选择在早上10点左右。有些人推荐复杂的时间管理和组织系统；另一些则强烈推荐拖延者集中精神在积极正向的目标上，比如花更多精力在专业进修或者家庭的团聚时光上。
    “拖延症对人一点好处都没有。”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拖延研究组主管提摩太·皮奇乐（Timothy Pychyl）说。虽然如此，皮奇乐先生很欣赏佩里先生玩世不恭的方法，也认为或许这个方法很实用。“也许这并不能解决每个人的问题，但是……有些人则可能会在拒绝做某些事情的同时就把一堆工作做完了。”
    马里兰的律师怀特小姐说，结构化拖延法帮助她能够更谨慎并且有效地关注并处理工作。“只要我能感觉到我在拒绝做某件事，我就能赶驴子赶马地让自己去干活。”她说。
讨厌拖延？你可以有快感，也可以很成功
    特麦透普·寇乐多耶（Temitope Koledoye）是费城的一名市场部主管，2003年她被诊断出注意力不集中症（ADD）。她认为“结构化拖延法”的技巧帮助了她在自己和大项目之间建立了一个精神空间用来协调处理自己。“当我在处理很小的事情的时候，脑袋里仍然想着那些我必须要做的大事情。”她说，“我要专注我的思想。”
    就算是小小的成就，比如在线缴纳一些款项或者为出差的旅行打包，都能为她提供的一整天的满足感。她说：“你不会感觉到失败，因为你确实把事情做成了。人生好像一切尽在掌握！”
    佩里先生认为我们不应该为自己的做事习惯而感到不快，因为罪恶感会打消干劲儿，反而强化要延迟的欲望。
    墨西哥城的犹安裘德·瑞古雷斯（Juanjode Regules）曾因厌工而寻求治疗。在读了斯坦福教授的文章后，他感到“罪恶感减少了一大半儿”。作为某墨西哥建筑公司工作的前人力资源主管，德瑞古雷斯先生说，他长年依靠雇员们为他解决可怕的任务，他使用的这个大招则被调侃为“拖延领导力”。
    德瑞古雷斯先生四月份离开了他的前雇主转去做自己的软件生意。他赞扬佩里先生提供了一个更高效的拖延模式，“我觉得很好。一边赚钱，一边还在拖延。”德瑞古雷斯先生说。